王孟奇是以现代人的情怀去诠释古典题材的。他笔下的高士、渔翁、村夫，多素衣无华，不修边幅，造型夸张、诙谐、幽默，人物在约定俗成的符号化表现中融入了鲜活感和生动性。在承继了古老的传统形式同时，焕发出浓郁的东方文化气息与诗意底蕴。

　　王孟奇是“新文人画”画家集群中最重要的画家之一，是最早自觉地发起并始终参加这一活动的画家。他自己也是一个颇为名副其实的“新文人”，从他的人品、文格、画意等各方面来看，甚至从他的艺术学习与发展道路来看，都具有该方面的典型特征。

　　王孟奇天生松灵散淡，自幼的南北方辗转与独立生活又促成了他这一个性，并陶铸出了他那直率通脱而厌恶装腔作势的习气与宁静自得而优雅绝俗的灵魂。他在举目无亲的寄读中与自然灾害的肆虐中读完了中小学。又在文化革命的批斗中与上山下乡的锻炼中不经意地学习画画、读了艺术学院、成了年青的“知名画家”与大学美术教师。他在“能识人间炎凉”中也逐步深究了“难解书画妙通”的至理，使他既有一种南人北相的帅气，又有一种北意南情的秀气。他重人格画品，特别赏识古代文人高士与他们的画作，因此，在他那松脱得使人吃惊的笔墨后面，决不只是一味的安逸恬静的懒散，也透出一种淡淡的不屑与无奈。他明白他与古圣先哲们的距离，更明白现代时尚与他之间的距离。于是，他只能相信“功到自然成”的缓慢与“生死由命，成败在天”的机缘。他选择了一种看似散淡松软，实则平实严谨的人格修养方式;读书、写字、过日子;恭谨地侍奉父母、负责地对待妻子，作一个出奇的孝子、丈夫和父亲;真诚地夸奖别人，也直率地发表自己的见解。他自信“画到六十岁后总会画好”的见解，也不反对“如果画不好便是江郎才尽了”的说法。

　　十几年的美术教学使他有时间从正反两个方面来比较与思索中西方绘画与文化之异同，也有可能来判断古代画家与现代“文化人”的是非得失，在这种比较学习中，他愈来愈清醒地认识到了国画之真谛，进而确立了承前启后、借古开今的方向。在多年的修持中，他的心气与眼界都获得了很大的提高，他手下功夫也得到了非常的长进，于是，他选择了“以文带笔、以笔带画”的创作途径。他始终坚持着中国人物画的发展之探索，那种简单的所谓“中西合璧”式的“画人像”之类的绘画，自然不可能成为有极高造诣的中国画之当代追求，王孟奇总认为，在当代中国人物画中，应该有与山水画、花鸟画那种恣意纵横的题材与气魄，有那种驾驭山水、花鸟的笔墨与能力，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克服这一个难题，唤醒对中国人物画而不是西法画人像的重新认识。诚然，这对于他与读解他的画的观众，都是一个难题。绘画既然是一种文化，且是一种文化的表率，怎么能想象会出一个并不深通中国文化的中国画大师，又怎么能想象在一个以西方基础教材为模式的社会文化氛围中会造就出解读中国画门道的身手来。王孟奇是深明此理的，也许这正是他的无奈与不屑之根源。

　　王孟奇的作品给人最初的感受通常是随意松灵，笔墨精妙，造型怪诞。其实，他的画中更有一种骨子里的宁静而不是表面上追求的空旷和凄婉，他用笔有一种凛凛然的林下之风，人与物的造型均随笔意而淡淡经营，看似随意流出，实则有一种才子似的袖手旁观之冷眼，又有一种过来人似的慎密旷达之回眸。他所追求的是他所认识到的那些中国画里最高的典范，是由许多前辈圣贤们所创造并汲汲于其中的用绘画表现出来的文化精神。他明白这种表达之不易，但他既不能忍受一切扭捏作态，又知道淳和真如境界之难上加难，于是，他才常常会有一种“不屑说得”的无谓，他才会自甘寂寞地接受自己的选择，他才常常用不可动摇的笔墨与游移于古今题材之间的描绘来化解一下世情和自己的冲突。王孟奇对画品与画格的追求，始终被当成他最主要的任务与目的，他要以这些当成作品不可须臾离开之灵魂。所以，要从一般的法式上去确定王孟奇画风要比其它画家困难得多，要让一般人从通常意义上去解读与喜欢他的作品亦要比其它画家不易得多，但只要通过对作品自身的反复玩味，相信从中获得的文化感受，亦不会转瞬即逝，没准会有更新的受用。其实这才是王孟奇的财富，也许这更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时对他的磨炼。我们和王孟奇都在拭目以待。